彭坚：一个铁杆中醫的心路历程

　　二伯彭崇让生于1902年，家境贫寒，只念了四年私塾，全靠博闻强记，苦读成才，青年时即医名鹊起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本拟调中国中医研究院，恰逢得了肺结核，未能成行。后来入聘湘雅医学院，担任中医顾问、教授、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导师。
　　我开始为徒学医，已过弱冠之年，靠背书记诵的“童子功”，自然已荡然无存，对中医的了解也近乎一张白纸。作为老师的二伯父，递给我一本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，嘱咐不许看注解，以免受干扰，要把原文反复读熟，仔细体会，直至倒背如流，全部印入脑中，溶进血液。二伯是有名的伤寒大家，平日里给学生讲述起《伤寒论》来，听说是口若悬河，纵横千古，这时却来了个“沉默是金”，把我打入冷宫，令我独学无友。

　　无可奈何，我整日在《伤寒论》中遨游爬梳，苦思遐想，围绕着这本小册子，搬来一大堆中基、中药、方剂、内科的著作，像无头苍蝇一样，瞎冲乱撞。王国维讲的读书三境界中的：“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是我当年啃这397条原文的真实写照。大约半年后，当我还在这两层境界中熬煎度日时，二伯把我带上了临床，一经点化，全盘皆活，我逐渐明白了《伤寒论》的价值，享受到了中医思维的乐趣。

　　当然，到蓦然回首，见灯火阑珊、佳人俏立时，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。至今为止，没有哪本书读得像这本书这么苦，也没有哪本书像这本书那样使我获益终生。
　　就这样，白天抄方看病，晚上读书讲经，我在伯父身边度过了典型的五年中医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。二伯最后一次教我，是临终前的一刻。那是1978年1月17日，春寒料峭，二伯病危，等我赶到他身边时，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抢救，能坐起来了，面色潮红，精神尚好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
　　二伯一会儿招呼伯母，给参加抢救的学生煮荷包蛋下面，一会儿喊我接尿，当我刚把尿壶凑上去，二伯忽然抓住我的手，叫我摸他背上的汗，连声问：“摸到没有？摸到没有？这就是绝汗，‘绝汗如油’啊！”话音刚落，便气绝而亡。二伯用他生命迸发的最后一闪火花，为我上了最后一堂课。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啊，让我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！
　　作为湖南著名的中医临床家，二伯始终没有公开出版过著作。他为1959级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生们授课时，编写过中医内科、伤寒、金匮等教材，也为继承家学的后辈们留下一部手写的临床笔记，但都没有刊行。
　　每当问及著述一事，二伯总是宣称：“我治病能有所疗效，不过是勤读古人的书，善用古人的方，拾古人的余唾而已，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成就，不值得留言后世。只要善于把古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成果，灵活地转用于自己的临床，就能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医生，不可奢谈创新与突破。”
　　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种观点难免有清高和守旧之嫌，但是相对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的学科而言，真正了解中医的人都知道，其实这是一句大实话。亲情加师徒的特殊关系，使得二伯可以对我直抒胸臆，表达他对人生、对学中医的看法。他的许多教诲，在我的医学生涯中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，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的这些话：“中医的生命在于能看病，看病的本领，不在于记住了多少方子，而在于会辨证，’认证无差’，是遣方用药最重要的基础，是中医临床家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先让《伤寒论》占据了你的思维空间，让辨证论治在你脑海中深深扎下根来，就牢牢掌握了中医的核心和灵魂。但是，历代注家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不妨甩开他们，直面张仲景，感受原文，直接领会和吸取他的原始思想，自己去思考、去体会，你将会受益终生。”
　　“学医要善于’夺人之长’。夺谁的长？古人、今人的长处，即古今名医已经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。中医有个特点，就是间接经验比直接经验有时更重要。一名医生个人的智慧、阅历、生命毕竟有限，治病完全靠自己在临床中摸索总结，几十年也熬不出头，要学会把别人的经验拿来，为我所用，最终变成自己的经验。”

　　“初次诊治的病人，如果病情复杂，宜先投石问路，从一点切入，静观病情的变化。倘若病势有所好转，则可得寸进尺，步步跟进，争取一环一环解开；倘若病势有所加重，也不必惊慌失措，但须改弦更张，转换思路，而从其反面论治，往往有效，因为疾病的性质是非阴即阳、非表即里、非寒即热、非虚即实，懂得这个辩证关系，就能沉着应战；倘若病势不进不退，则应调整角度，重新选点，也可能是药力未到，须守方不变。而要做到心中有数，其前提是必须用药单纯，紧扣主要矛盾，才能把握好全局。”

　　岁月如河，一晃30多年过去了，我的脑海中始终浮现着二伯临终前的情景，耳边始终回响着二伯平时所吐露的学医箴言。
　　［彭坚，1948年生，出生于湖南著名中医世家，年轻时跟随伯父彭崇让先生学徒。现为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。他在《我是铁杆中医:彭坚学术观点与临床心得集》中深情回顾了自己的学徒生涯、彭崇让先生对自己的毕生影响。］